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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课件】第127期:《大清官员为什么要弄虚作假》

时间:2017/8/15 8:51:12 点击:

  核心提示: 作 者:李三文 摄 影:刘建春 编 辑:晋峰 大清官员为什么要弄虚作假 外国人说,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在说假话之前,有没有想到,是不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作 者:李三文

摄 影:刘建春

编 辑:晋   峰



大清官员为什么要弄虚作假



外国人说,一个人要是不得不说假话,那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在说假话之前,有没有想到,是不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题记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虎门销烟,大快人心,但并未料到会引起战争。

 

英国人早有打开中国门户的愿望,却不便以鸦片问题有所行动。虎门销烟后,义律(英国商务代理)和查顿(最大鸦片商),大肆煽动,谓中国侮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人财产,危及英人生命,应加严惩。根据英国的政治体制,女王和首相(政府)都无权决定对华战争,决定权在国会。国会经过辩论,于1840年4月仅以271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同意对清廷给以武力惩戒。

 

1840年6月,英舰到达广东洋面,林则徐无心启畔,只是以守为攻,英人战略也不在广州,而是将压力加于北方,迫使清廷早日屈服。当时,中国军备废弛,官兵纪律精神全无,所用兵器不过弓、矢、剑、戟、鸟枪、杠筒,全国兵员虽70万众,但能战者不足百分之一。至于水师,英人谓“二艘军舰即可将其驱散”。1840年7月,英人北上,仅用了几小时的时间即攻占定海。8月11日英舰已达大沽口,近在京畿,大祸迫于眉睫,道光帝动摇,林则徐被革职议处,要英人南迁广州听候处理。适值英人觉得北方气候寒冷,定海英军多病,便折回广州。钦差大臣琦善与英人谈判无果,英人攻下虎门,琦善被罢官。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正式向英人宣战。三日后,又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军机大臣、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拨银300万两,调集七省军队18000人,向广州增兵。清军于5月21日发起进攻,25日,广州近郊全部丢失,18000人全部退入城内。26日,奕山向英军求和,27日,奕山便与义律订立城下之盟:一、清方官兵退出广州城200里之外;二、清方缴纳600万两白银作为赎城费。清军彻底失败了。

主讲嘉宾:李三文 老师


但是战败后的广州,并不是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庆贺升迁。首席指挥官奕山,钦命交部优叙,赏白玉翎管。同时奕山还保举了有功之臣554人(这几乎囊括了广州大大小小的所有官员)共沐天恩。

 

然而事实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败战,又公然违旨。道光帝给他的命令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使该夷片帆不返”。

 

可惜夷酋不但没有被擒获,英夷也没有片帆不返,奕山反而却与英夷谈判,全部接收英夷的条件。

 

停战是违旨的,谈判是违旨的,赔款是丧权辱国的,然而却获得了嘉奖,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直接的原因是奕山弄虚作假。

 

1841年5月26日,广州城降旗高挂,奕山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5月25日的赫赫战功:击沉、焚毁英军轮船、兵船各一艘。6月4日,停战协定达成已九天,英军退离广州,奕山又上一折,声称英酋城下“免冠作礼”,恳请“大皇帝开恩,追还商欠,俯准通商”,只要给他们这两项恩典,英夷就立即退出虎门,不再滋事。其实,商欠(600万赎城费)已经交清,通商早已是事实,只是道光皇帝还蒙在鼓里而已。于是道光帝在上谕中宽宏大量地说,“英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现在天朝以示薄惩,英夷又作礼乞恩”,那就放他一码吧。奕山一看谎言已经奏效,又在7月14日上奏,说英夷听宣,感恩戴德,额首称庆,声言永不滋事。道光帝一高兴,便赏赍有加、554人共沐天恩。

 

假话既然可以加官晋爵,大清帝国的官员又岂有不竞相撒谎之理。事实上,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不撒谎的官员。

 

这就必须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弄虚作假。


主持人:孙 磊  女士


一、谎话是逼出来的。万岁爷高标准严要求,交给的任务根本完不成,不能说真话,只有说假话。

 

杨芳和奕山被派到广州之前,相对诚实的林则徐已被革职,遣戍伊犁,谎话讲得少的琦善被判斩监候,这当然是他们的前车之鉴。道光帝在上谕中痛斥琦善“辜负国恩,丧失天良”。还说,琦善“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况,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危言要挟,不知是何肺腑”。琦善奏报并没有说谎。既然如实陈词是危言要挟,实事求是是辜负国恩,实话实说是丧失天良,杨芳和奕山,除了弄虚作假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远在万里之外,对英人一无所知的道光皇帝给奕山他们下达的指令是只能剿(消灭英军),不许抚(停战言和),只能胜,不许败,任务根本完不成,奕山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二、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是弄虚作假的催化剂。

 

大清帝国要求舆论一体,其基调是:大清帝国是盖世无双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汤的,大清军队是战无不胜的,大清皇帝是永远圣明的。所以战争开始以前,几乎所有的帝国官员对英国都是主剿的,极个别的主抚者,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噤若寒蝉、不敢说话。但是所有参与前方战争的官员都不自觉地由剿转抚。

 

奕山的谎言骗得了皇上,骗不了邻居,他就是闽浙总督颜伯焘。颜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但这个颜伯焘也同样是一个撒谎的。他负责的厦门战役在1841年8月26日打响,结果,不到80分钟,由他亲自指挥的清军一败涂地,由他精心构筑的防线被完全摧毁。这一战英军仅死一人,伤16人,清军死总兵一人副将7人,士兵不计其数。然而颜伯焘的战报却说他击沉英舰一艘,兵船5艘。颜伯焘也开始撒谎了。

 

颜伯焘是铁杆主剿派,是唱高调的。但厦门战役后,他不再唱高调了,因为他知道英夷“断非我师所能抵御”,我们只能谈判言和。但这话不能说,至少不能公开说,不能对皇帝说,如果说了,那就是不和皇帝保持一致,那就是汉奸,卖国贼,那就是崇洋媚外,那就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所以他也只好说假话了。

三、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人的自由和平等是实事求是,说真话,办实事的前提,没有这些东西,人就难免弄虚作假。

 

大清帝国的结构是一座金字塔。高高在上的是皇帝,接下来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官员下面是千千万万的小民。皇帝是至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唐宋的官员还可以站着和皇帝议事,到了清朝,官员见皇帝必须三跪九叩,自称奴才,不可仰视、平视,只能低头说话。皇帝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你不能和皇帝讲理,皇帝就是理。也不能和皇帝讲法,皇帝就是法。所以官员在皇帝面前不会有人格,也不会有尊严,皇帝也不给你自由,不和你讲平等。雷霆雨露,均是君恩,因为他们的命运都在皇帝的手里。

 

官大一级压死人,小官见大官要下跪叩头,自称下官,即使赐座,屁股也只能坐半边,不能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否则就是不敬。皇帝虽然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但下级官员很少有接触皇帝的机会,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大官手里,所以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封建社会的行政组织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实行自治,没有官只有民了。但民也不平等。大的方面说,士农工商,士,读书人最高贵,其次才是农民、工匠、商人。乡村也有统治者,那就是族长、乡绅(退休官员)和落第的举子秀才。小民、草民、子民,这是一般称谓。但细分,一曰良民,即忍辱负重的、逆来顺受的、吃苦耐劳的、听话的、驯服的,其中坚是地主、富农,是领头羊。二曰贱民,如王八戏子吹鼓手,他们低人一等,低眉顺眼、忍气吞声,在众人的唾弃下,从夹缝中讨生活。三是愚民,愚民不开化,懵懵懂懂,不懂教化,很难让他起模范带头作用。四曰刁民,这些人不听话、不顺从,无理占三分,带头闹事,是滚刀肉,官府不爱戴,良民也不喜欢。五曰暴民,路见不平一声吼,风风火火闯九州,一有不平,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动刀动枪,组织暴动,那就是匪和寇了。

 

千千万万的良民是帝国得以长久统治的基础,这个基础特别大,特别稳,所以2000多年,尽管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帝国还是帝国,只是换了几个人而已。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对官员可以宽松一些,但对小民就不客气了。不但不和你讲理,也不和你讲礼,对待你的办法只有王法和家法。

 

所以大清帝国全国一盘棋,执棋子的是皇帝,多数服从少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皇帝。对于皇帝来说,所有的官员,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自由平等;对于官员来说,所有的小民也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自由平等,而只有服从。如果说真话,办实事,实事求是,冒犯了皇帝,冒犯了官员,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谁还敢讲真话呢?


 

奕山在战败言和、赔款、通商之后,曾上过一道奏折。奕山说,据参将熊瑞报告,城外有夷人头目向城内招手,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熊瑞不懂,叫来翻译询问,这才知道,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大喝一声道:“奉命而来,惟知有战,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你?”,该夷目摘去军帽,扔下武器,跪地行礼说,我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通商,资本折耗,负欠无偿,那就不能活了。只因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只好跑来“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保证再不惹是非。

 

当然这是无中生有。赔款求和的奕山等人反而摆起了架子,咄咄逼人的强盗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

 

奕山对英夷扮笑脸,对主子扮鬼脸,细节编得真实的不能再真实。时间、地点、人物、对话,甚至面部表情都很逼真,不由你不相信。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皇帝喜欢听假话、听好话。琦善等人在奏折里也同样说英夷“以通商换和平”,但英夷的表现却让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没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嚣张,如此不识好歹,岂能不狠狠教训,迎头痛击。现在英夷“有苦情上诉”,“转恳大皇帝开恩”,给足了皇帝面子,那就给这些“冤民”一些好处吧。于是大皇帝大笔一挥,便“恩准通商”。

 

皇帝不但喜欢听假话,而且也易于哄骗。他不知道英国地在何方,为什么会有女王,英夷为什么要到中国。再者,北京到广州,河山阻隔,即使用500里加急的速度,往返一趟也得几十天,怎么可能即时得到真实的信息呢?

五、一切决策不是依据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

 

宋人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没有孔子,好像没有太阳一样,人们只能在黑暗里爬行。于右任说,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儒学到了明清时代,已完全代替了人们的头脑、思维,没有新思想,新文化,加之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整个社会万马齐暗,噤若寒蝉。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孟的教诲。掌握事实的人们,远没有掌握孔孟之道的人有力量。在道光的旨意和绝大部分官员的奏议中,处处可见的是这种“理”性的张扬。因而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决策,完全不顾事实本身,当然也决不会有正确的决策。而在前方与英夷对阵的官员,理解的也得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执行不下去碰得头破血流,只能跟着唱高调,说谎话了。要冲破这种思想的樊篱,绝非易事。几十年后清王朝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建立了北洋舰队,而官兵必读书仍然是《圣谕广训》和《孝经》。这些书和战争风马牛不相及,由此可见其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六、官官相护,利益一致。

 

战败后的广州,544名官员共沐天恩,加官进爵,普天同庆,没有一个官员向皇帝说出实情,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利益完全一致。

 

清朝的政治,既非人治,也非法制,更不是德治,而是官治,是官僚政治。官治不要求官员有多高的素质、水平和威信,只要他有一定的官职和权力就行。清朝的组织有两大要素,即皇帝和官员,其管理也有两大要素,即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官员只是皇帝的雇员,就像农场主雇人放羊一样。按理说,他们对羊群应该秋毫无犯,坚守岗位,不怕日晒雨淋,保护羊群的安全,拼死命保家卫国才好,但一旦危及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便毫不思索地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老百姓不是他们的,帝国的兴亡与他们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不会为老百姓和帝国的根本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不是主人,他们是打工仔。即如奕山,在下级和老百姓面前,他是主子,但在皇帝面前,他仍是打工仔。所以,可以说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主人翁心态,而只有打工仔心态。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当帝国利益与他们一致时,他们是中坚,是中流砥柱;当帝国的利益和他们不一致时,就会消极怠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他们绝不甘心做替罪羊。再者,为官的最高境界是乖巧,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主子奕山弄虚作假,利益均沾,皆大欢喜,谁还会不识时务地去揭发呢?官场的游戏规则是谁说真话谁可笑。谁愿意当这样的傻瓜呢?中国历朝历代,跟着皇帝和主子唱高调,是最安全、最有利的,否则可能被指为卖国贼、汉奸、奸臣,不会有好果子吃。


七、不撒谎的也撒谎。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是更大的力量。战前说大话的颜伯焘就是这样。厦门之战说明,不是鼓舞士气,振作纪纲,不是撤换某些不力人士,启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是在于近代化。老祖宗的那一套不行了,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对付。

 

林则徐无疑是值得称道的禁烟英雄。他被委以钦差大臣之职,道光帝给他的训示是:鸦片务须杜绝,边畔决不可开。但当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却没有发出战争警报。林则徐身边至少有4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书报,是清王朝中最了解英国的官员,但他分析情报时使用的仍是“天朝”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念,他仍是“天朝”中人。事后,林对好友说:“英夷兵船之事,本在意中,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自己)所先期奏闻者。”这些话都是战争爆发之后说的,虽然越说越圆,但也属谎言。

 

林则徐在广州,曾与英人发生九龙之战。林则徐报称,英军多有中炮落水者,战后,捞获水帽21顶,三艘军舰进水,一艘被击中起火,战死15人,受伤军官1人,战士多人。义律称,清军之舰船被击中,一艘爆炸,还有几艘进水。自己的舰船仅一艘进水,没有人员伤亡。从双方报告中,清方在此战中并未占有上风,林则徐的报告中肯定是掺有水分的。也有可能,林则徐并不想说谎,他这样做,只能说是人性的弱点了。

八、腐败和腐朽必然导致弄虚作假。

 

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十八世纪末,英人马戛尔尼到中国,回去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十九世纪,日本人说,中国人(官员)“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人心腐败,这比政策失误更可怕。

 

清朝官员一方面权力很大,另一方面又薪资很低。但帝国官员从来不缺乏捞钱的智慧。比如官场陋规。下级孝敬上司,冬有“炭敬”(取暖费),夏有“冰敬”(降温费),再有三节(春节、端午、中秋),两寿(上司和上司太太过生日),上司视察有“程仪”(路费),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和“部费”,给门房要送“门敬”,给跟班要送“跟敬”,如果即将赴任,离京时须向有关官员送“别敬”。道光年间,有个叫张集馨的地方官吏要调任升迁,仅在北京就花了17000两银子。上任后,仅送给巡抚的规礼就有5200两银子,这位巡抚,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这些钱,既非天降,又非地生,羊毛出在羊身上,全都是民脂民膏。

 

权力是一切的指挥棒,权力换货币,货币换权力。皇帝权力最大,但是要把你提到天上或是压在地下,关键还是你的上司。腐败成了规矩,成了法则,人人都自觉执行,并不视为腐败,有权不用,就不是权力,这个道理,没有一个官员不知道。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的国家之一,从秦汉到明清,一直有专门的监察部门。有时打击的力度也很大,如朱元璋规定,凡受贿18贯者,就要剥皮实草。但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是限制权力,最该限制的是皇权,但限制权力,还能专制独裁吗?只有人民才能监督,但哪个统治者会把监督权力拱手让给人民呢?所以唯一指望的是道德。要官员廉洁、自律、负责、高效,但这是不可能的。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但不爱钱的文官,不怕死的武官,古往今来,就没有几个。官员要吃饭穿衣,要养家糊口,要耀武扬威,要升官发财,这是他们必须做的事。如果这些问题同帝国的根本利益发生矛盾,那么所谓的道德,也就只好束之高阁,或者官话挂在嘴上,算盘收在肚里。

 

所以,偷梁换柱、欺上瞒下是所有官员的看家本领。所以叫苦不叫累,报喜不报忧,皇上圣明,天下太平。腐败和弄虚作假是一对双胞胎,有腐败,必有弄虚作假。

 

到鸦片战争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已经腐朽至极,除了在处理某些伦理关系方面可能有点作用外,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外交和战争中毫无意义。孔孟之道陈义太高,官员们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要他们在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和个人利益方面作取舍,他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而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弄虚作假的看家本领便大行其道了。


九、英国人为什么不撒谎?老百姓为什么不揭发?

 

英人向中国开战,是国会投票通过的,原则是逼迫中国赔款、通商,至于临战如何处置,则完全由指挥官决定。战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来来回回请旨的,不像清帝国,事无巨细,都得皇帝他老人家恩准。

 

面对广州官员的弥天大谎,老百姓为什么不揭发呢?比如送给英人的600万两白银,大多是向广州商人摊派的,他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就是不能说。帝国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一是他们不知内情。二是他们无权上访(好像中国历史上只有朱元璋允许老百姓集体上访)。三是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是他们可以反抗。三元里抗英就是一个典型。

 

三元里抗英,直接的原因是:1、英军开棺暴尸;2、英军劫掠财物;3、英军强奸调戏妇女。三元里人民为保卫家园而组织起来,毙伤英人三四十名(后来的说法一般是毙伤英人200余人,已属夸大、虚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三元里民众进行的是保卫家园的战争,而不是保卫祖国的战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得不错。但匹夫必须是公民,而不是臣民。公民首先要有一定的财富,有独立自由的人格,有义务,也有权利,他们必须认识到天下是他们的天下,这才会有自觉的保卫祖国的勇气。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为生计所迫,眼界里只有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如天际般的遥远。他们大多数终生未走出过乡村之外的数十里范围,甚至从未进入过县城。英军不远万里而来,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民众向他们出售食品、淡水,为他们当苦力,以图获利。这些被斥为“汉奸”的人,几乎无处不在。甚至,英军在行军或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看“西洋景”,更是屡见不鲜。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对改朝换代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已成为一种传统,谁当皇帝就给谁完粮纳税。在三元里抗英之前,英军曾统治定海半年,定海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当了顺民和良民。三元里抗英和历朝历代的官逼民反一样,是保家而不是卫国。只有家国利益一致时,保家才是卫国。在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的情形下,只能发生自发的反抗运动。

 

马克思说,农业民族对集权者有一种渴望,农民是由单个的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由此看来,作为臣民的中国老百姓既不会关心战争的胜负,当然对广州等地官员的弄虚作假也不会产生兴趣,他们是他们的主子,只有听话和服从而已。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责任推给不能负责的人,说不过去,而最应负责的是天子,老百姓能负了这个责吗?

十、战争必败,是大清官员弄虚作假的根本原因。

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无论采取何种策略,战争的结局必然是失败。原因是人家技术先进,而技术先进是因为制度先进,清王朝的民生还不算大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民权。不讲民权是清王朝政治的根本,也是帝国制度的准则。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代王朝之败,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元)或民生(秦汉隋唐),要不就在军事(宋)或政治(晋)。而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个制度战胜另一个制度),潮流之败。孙中山说:“世界潮流由神权到君权,由君权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就没有什么可以改变。”不讲民权的国家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在后来镇压太平天国时清王朝还是有办法的,但对付英国却无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因为清王朝是与其专制制度同生共死的。救亡之路唯在改制,即变专制为宪政。而实行宪政又无异于自杀。所以康梁的君主立宪也好、孙中山的民主共和也好,清政府是至死也不愿实行的。

 

鸦片战争中给中国人指出的问题是实行近代化,赶上世界潮流。但任何变革,都只能从历史传统和现存条件下进行。脱离传统和现实的移植,势必水土不服,清末民初便是如此。所以,民国变成了战国(民初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的结果是战国变成了党国(1928年国民党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国国民党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1937年,又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对党政军统一指挥,党国又变成军国,成为一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又一个封建帝国。

 

中国古代有民本思想(以民为本、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但不是民主(主权在民)。民本是为民作主,为民父母,而民权是民主共和,即民有、民治、民享,或共有、共治、共享。其差别如天上地下。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是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的成败。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这种资源,大清帝国因此也不会有自我修复功能。

 

必然失败的结局和道光帝“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务实该夷片帆不归”的敕令的矛盾,必然会导致前方官员弄虚作假。

 

历史学的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以史为鉴,直面错误,吸取教训。一个民族对自我历史的批判,正是避免重蹈覆辙的保证。但鸦片战争过后,即使是最先进的中国士人,提出的也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从技术层面,器物层面吸取西方经验,而仍然自信自己的制度、文化没有问题,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尽善尽美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智囊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一是人心的改变(文化、思想),二是制度的改变,三是器物的改变,顺序决不能颠倒,如果颠倒了,表面上看起来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人倒着走,因此,此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败得更惨。

 

道光帝则以用人不明,深自悔恨,至于握拳捶胸。而一般官员,仍然以无所作为、看风使舵作为为官的最高境界。请看奕山。

 

1842年,真相败露,奕山交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43年释放,1850年任伊犁将军,1856年授黑龙江将军,1858年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拱手让给了俄国,直至1874年以领侍卫内大臣官职病故。奕山从鸦片战争中引出了什么教训?是稳定即好,无事即好,听话即好,是避免畔端。他是鸦片战争中最长命的官员,一直活到88岁,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鸦片战争之前。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传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创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弄虚作假的毒素很可能已经渗入我们民族的骨髓,从天子到百姓,都喜欢听谎话,听好话,吉利话,歌功颂德或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另当别论。所以,我们听到的大都是经过过滤后的信息,不顺耳的已经被删除,好听顺耳的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可能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归根结底是不真实的。靠不真实的信息去指挥战争、指导工作,会是什么结果呢?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种怪事呢?马克思的话已经给出了答案。

 

参阅书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刘亚洲《甲午殇思》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

      郭挺以《近代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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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三文 来源:时光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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